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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利宫诚信第一」胡鞍钢:中国已从数字经济鸿沟之大国 变红利之大国
2020-01-09 09:54:43
[摘要] “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会于3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已从数字经济鸿沟之大国,变成数字红利之大国。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数字红利最大国,一是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二是数字经济就业规模,三是数字经济服务效率与效益。

「百利宫诚信第一」胡鞍钢:中国已从数字经济鸿沟之大国 变红利之大国

百利宫诚信第一,“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会于3月31日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办。主题为:2019:区域政策与稳增长。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胡鞍钢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已从数字经济鸿沟之大国,变成数字红利之大国。他认为,中国在数字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从原来的地理空间障碍,通过20多年的基础设施的建设,解决了基础设施的不通。

胡鞍钢强调,数字经济的发展使中国更好地利用这个信息空间的缩小,数字空间的缩小,也使得中国信息流、现金流、人流物流的要素加快流动,这从而也加速了中国经济内部一体化。

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1]

胡鞍钢

数字经济成为21世纪最具发展潜力的新经济,又是发展速度最快、发展扩散最广、发展规模最大的新经济,为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创造了最大的发展机遇和发展途径。

所谓数字经济,是指以使用数字化的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作为基本载体、以信息网络技术的有效使用作为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重要推动力的一系列经济活动。[2]

2017年12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

一、我国数字经济发展三阶段:从落伍者、追赶者到引领者

目前我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非常之快,成为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国之一。实际上只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大体可分为相互关联的、不断上台阶的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下半期,主要是大力发展信息经济、网络经济,从接入国际互联网开始进入互联网时代,这是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和初步成长期。直到2000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占世界总数比重从1995年的0.13%提高至5.43%,我国个人电脑用户占世界总数比重从1.14%提高至2000年4.24%,我国移动电话数占世界总数比重从4.00%提高至2000年的11.55%。我国不仅赶上信息化、网络化的历史潮流,也成为了世界第二大信息用户大国。不过仍是世界数字鸿沟大国,突出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二是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三是东、中、西地区之间的数字鸿沟[3]。

第二阶段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确立了“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进入了信息化、网络化迅速普及的阶段。到2009年我国互联网用户普及率达到28.9%,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为25.4%),2010年我国互联网用户占世界总量比重已达到23.03%,相当于美国的2.08倍,2010年我国移动电话普及率达到63.2%,占世界总量比重已达到16.22%,相当于美国的3.03倍。我国不仅成为世界最大的信息网络用户国,也成为世界最大的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国,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大大缩小了三大信息差距和数字鸿沟,也成为世界数字红利大国。

第三阶段是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我国确立了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新战略,信息、网络、数字三位一体成为继劳动、资本、传统资源之后的最大的新生产要素,也成为经济增长、经济结构优化的最大的新动能。与此同时,我国也从学习模仿信息经济、网络经济转向创新数字经济,这包括数字产业化,即发展数字经济的基础,也包括产业数字化,特别是创新了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三新”经济)。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核算结果,2017年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为129578亿元,相当于GDP的比重为15.7%(见表1)。根据《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发展报告》: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总量达到22.6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0.3%,比2015年提高2.8个百分点,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增速高达18.9%,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58.7%。 根据麦肯锡《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报告:数字中国引领全球》提供的信息:中国电子商务(2016年交易额占全球40%)和数字支付(2016年个人消费交易额7900亿美元,是美国的11倍。)已经领先全球;独角兽公司数量占全球1/3,独角兽价值约占全球43%;2014至2016年间风险投资金额达770亿美元(占全球19%)。如果说中国在发展信息经济、网络经济方面曾沿着落伍者、加入者、跟随者、追赶者、创新者的路径的话,那么中国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必然会从追赶者转向为创新者,进而成为引领者。中国正在成为世界数字红利最大国,一是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二是数字经济就业规模,三是数字经济服务效率与效益。

表1 全国“三新”经济增加值核算结果(2016-2017)

产业

绝对额(亿元)

相当于GDP比重(%)

2017年

2016年

2017年

2016年

“三新”经济

129578

113587

15.7

15.3

第一产业

5998

5830

0.7

0.8

第二产业

54253

48497

6.6

6.5

第三产业

69326

59260

8.4

8

注: 新产业指应用新科技成果、新兴技术而形成一定规模的新型经济活动。具体表现为:一是新技术应用产业化直接催生的新产业;二是传统产业采用现代信息技术形成的新产业;三是由于科技成果、信息技术推广应用,推动产业的分化、升级、融合而衍生出的新产业。

新业态指顺应多元化、多样化、个性化的产品或服务需求,依托技术创新和应用,从现有产业和领域中衍生叠加出的新环节、新链条、新活动形态。具体表现为:一是以互联网为依托开展的经营活动;二是商业流程、服务模式或产品形态的创新;三是提供更加灵活快捷的个性化服务。

新商业模式指为实现用户价值和企业持续盈利目标,对企业经营的各种内外要素进行整合和重组,形成高效并具有独特竞争力的商业运行模式。具体表现为:一是将互联网与产业创新融合;二是把硬件融入服务;三是提供消费、娱乐、休闲、服务的一站式服务。

二、数字经济迅速发展:克服地理障碍和缩小空间距离

我国数字经济迅速发展最大的溢出效应和规模效应,就是为促进我国区域协调发展创造了最大的发展机遇和最重要的发展手段。这是因为数字经济既属于颠覆性技术,又属于覆盖全社会的信息网络数字平台基础设施,大大降低了原有的地理障碍,大大缩短了巨大的空间距离,大大降低了各类交易成本,从“中国是不平的”变成“中国是通的”,使得地理空间从不通不畅变为越来越通畅,就会加快全国范围内信息流、资金流、人流、物流等要素的流动,从而给不同的地区发挥比较优势、利用后发优势、创造新优势提供了数字经济的基础设施。特别是,“四加四”战略,即从“十一五”、“十二五”规划构建的“四大板块”(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到 “十三五”时期构建的“四大带路”(一带一路倡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升级版的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不仅中国可以打造世界最大规模的数字经济,而且重塑中国和周边地区经济地理,而且也加速了我国区域一体化、构建强大的国内统一市场,也加速中国与周边经济体乃至世界经济一体化。

三、贵州成为跨越式发展数字经济的成功案例

全国各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突出有两种类型:第一种是我国的创新者、领先者,如上海、北京、深圳等创新城市;第二种是我国中西部地区的追赶者,如一个成功案例就是贵州数字经济的跨越式发展。

长期以来,贵州人均GDP一直居全国后列,但是过去三年贵州经济增长率在全国各省市自治区持续领先,2016年为10.5%,2017年为10.2%,2018年为10.3%。贵州除了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比较优势之外,就是抓住了打造数字经济的发展机遇,将数字资源视为最重要的、最关键的生产要素。根据《贵州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7-2020年)》中期评估报告:“十三五”期间,数字经济年均增长指标连续三年维持在30%以上,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重要特征的数字经济产业发展格局初步形成,有望提前实现2020年的规划目标;其中城乡高速光纤网络覆盖率、3G/4G网络城乡覆盖率、城乡网络接入服务能力等均已提前实现规划期末目标。尽管2017年贵州农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14.9%,大大高于全国平均数(为6.8%),但是他们还力争到2020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占地区GDP的比重达到30%以上,同时也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新高地。

这反映了作为西部地区的贵州发展路径先后经历了从资源开发驱动到劳动密集驱动,从资本驱动再到数字驱动的轨迹,成功地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同样证明:“要想富,先修路”,这个“路”不仅是交通道路基础设施之“路”,更是信息、网络、光纤、卫星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之“路”,利用信息流、数据流来引导物流、人流、资金流等,几路融合。

总之,在我们讨论“区域政策与稳定增长”这一主题时,总是要跳出传统战略的思维,更好地总结不同地区发展数字经济的创新经验,深入分析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障碍,务实性地提出加大发展数字经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路。

[1] 此文系作者参加中国区域经济50人论坛2019年年会的文稿,写于2019年3月31日。

[2] 《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征求意见稿, 2018年4月14日。

[3] 胡鞍钢、周绍杰:《新的全球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数字鸿沟壑》,《国情报告》,2001年第8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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